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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研究企业家能量系列之三 _0

发布时间:2017-05-09 08:36:37   
作者:李方来源:蓝海思享汇任正非无疑是中国一位教父级的企业家.如果说中国就两位令人尊敬的教父级企业家,那就是“北柳南任”.巧的是柳传志与任正非都是1944年生人,他们都带着那个时代过来人的鲜明特色.由于任正非的一贯低调,故关于他与华为的报道既稀少,又扑朔迷离.任正非自己认为:“我为什么不见媒体,因为我有自知之明.见媒体说什么?说好恐怕言过其实;说不好别人又不相信,甚至还认为虚伪,只好不见为好.因此,我才耐得住寂寞,甘于平淡.我知道自己的缺点并不比优点少,并不是所谓的刻意低调”.这不,前几年平生第一次接受媒体的集体采访(2014年6月16日在深圳接受国内媒体记者的集体采访),还被一些媒体渲染成“华为要有麻烦了”, “这个伟大的企业家可能正行走在错误的边缘”云云. 任正非还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忧患意识特别强,从《华为的冬天》、《北国之春》、《华为的红旗能打多久》到《活下去是企业的硬道理》,好像一直认为华为就在悬崖边上,一不小心明天就会掉下去. 可是华为没掉下去,2013年以395亿美元的业绩首度超过爱立信,跃居全球通信业老大.联想是稍早一步拿下了全球PC业老大,这次华为在通信业的夺魁,再次见证了“北柳南任”在世界上的比翼齐飞.一方面是任正非“永恒”的危机意识,一方面是华为的辉煌业绩,二者之间的巨大张力恐怕是研究任正非的切入点.为什么面对滚滚向前的华为战绩,任正非总是觉得也许明天就会倒下去呢?也许有人认为是不是有点故弄玄虚,我想肯定不是,否则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又是发表文章,又是内部讲话,基本就是这一个调子.显然是于他的内在心理以及深层潜意识有极大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三个点上来展开研究:华为如何解决了企业哲学的问题?华为是技术驱动还是客户驱动?如何看待互联网新经济问题? 任正非出生于1944年10月25日,父母是贵州偏远山区的教师.咋一看可能会以为任正非是农民子弟,其实完全不是那么简单.他祖父是浙江浦江县的一个做火腿的大师傅,父亲的兄弟姊妹都没有读过书.由于爷爷的良心发现,也由于父亲的执着要求才读了书.父亲在北京上大学期间,也是一个热血青年,参加学生运动,进行抗日演讲,还参加过共青团.由于爷爷、奶奶相继病逝,父亲差一年没有读完大学,辍学回家.时日正值全国抗日高潮,父亲在同乡会的介绍下,到广州一个同乡当厂长的国民党军工厂做会计员.父亲这段历史,是文革中受磨难最大的一件事情.身在国民党的兵工厂,而又积极宣传抗日,赞同共产党的观点,而又没有与共产党地下组织联系.在文革时期,如何解释得清楚.父亲为此受尽了百般的折磨.妈妈其实只有高中文化程度,她要陪伴父亲,忍受各种屈辱,又要照顾孩子,放下粉笔就要与煤球为伍,买菜、做饭、洗衣,又要自修文化,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她最后被评为中学的高级教师.任正非一家兄弟七个,他是老大,由于孩子多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在他高三快高考时,妈妈经常早上塞给他一个小小的玉米饼,要他安心复习功课,他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功劳巨大.可见任正非在儿时一方面得到了充分的母爱,一方面也从艰难生活里体味到很多. 任正非是天蝎座,这是比较极端的星座,拥有着看穿世情的黑暗力量,也是因为这让他们痛苦,太容易看穿人性的卑劣,太了解世间的丑陋,因此对任何一切都不相信,都抱着怀疑的态度.因为恐惧,没有安全感,在他的精明背后是一颗易碎的心.哪怕人前他是多么的光耀,无论他多会掩饰自己,他的心里永远空空荡荡.当然天蝎座还有任劳任怨、顽强拼搏的一面.他们强调的永远是去落地、去执行,永远都不会去做虚无缥缈的事情.这些东西奠定了任正非的能量基础.使他一方面对世界有很强的洞察力,一方面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没有安全感,永远担心后面会怎样?这些特质把握住了,再去看他在企业发展的关键点的作为,就不难理解了. “企业哲学”的问题是关系到企业能否健康可持续地发展下去的大问题,具体就是“企业为什么而存在?企业要成为什么?企业如何做?”这三大问题.中国只有屈指可数几个企业真正弄明白了这些问题,华为是其中一个.这其实也就是中国为什么那么多企业的发展都有这样那样问题,很多企业发展不下去的根本原因所在.华为是很少有的闯过多道鬼门关企业之一,这不得不归功于《华为基本法》. 其实《华为基本法》的诞生并不是刻意做出来的,而是有个拐弯的过程.1995年,华为请人大的彭剑锋等教授来讲授企业二次创业与企业的战略转型,任正非听后觉得与华为当时面临的发展瓶颈很有关系,就让营销副总张建国去请彭剑锋等教授来为华为做顾问.刚开始为华为的营销管理提供咨询,后咨询内容延伸到人力资源、生产作业管理、企业文化等领域.工作是逐渐深入下去的.当时华为面临有个突出问题:公司在高速成长过程中,规模越来越大,员工越来越多,管理问题越来越突出,其中一项就是公司高层与中层干部对企业的使命追求、核心价值观难以达成共识,难以沟通的问题.下面的人天天在琢磨老板在想什么,觉得老板的话越来越难以听懂,觉得老板在说“鸟语”;老板则觉得下面的人日益缺乏悟性,“笨得象头猪一样”.于是任正非提出华为要搞一个东西,即对公司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的总结与提炼,找一些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出来.华为当时的总裁办主任按照总裁办的一贯思路,用了两个月时间把华为多年来发布的规章制度和内部管理条例,加以整理归纳,进行了一次制度体系的整合梳理.但当新的制度汇编送到任正非手里的时候,任正非十分不满意,认为没有领会他的意思.陈小东只好找在华为做顾问的彭剑锋教授请教,想搞清楚任正非究竟想要个什么.彭剑锋考察后指出,任正非要的肯定不是这种制度汇编,他认为任正非想要的是类似于能够指导华为未来成长和发展的管理大纲之类的东西.正值香港基本法起草,任正非受香港基本法启发,就建议将华为管理大纲改名为《华为基本法》.从1996年3月,以彭剑锋、包政等6位教授组成了起草小组,开始写这个文件.包政提出,《华为基本法》要解决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三个基本命题:首先是企业的前途问题——华为要向何处去, 华为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企业?也即华为的使命、追求、愿景;其次是要解决华为的管理效率问题,围绕效率华为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内部规则体系,避免因快速扩张导致的管理失控;第三员工的成就感问题,通过确立什么样的文化理念与人力资源政策,使员工对企业有文化认同,有成就感.任正非总结提出:《华为基本法》要提出企业处理内外矛盾关系的基本法则、要确立明确的企业共同的语言系统,即核心价值观,以及指导华为未来成长业务发展的基本经营政策与管理规则. 《华为基本法》历时三年,做了八次大的修改,最终定稿.做企业文化的中国企业有不少,但是像这样认真做的企业可能只有华为一家.彭剑锋认为,《华为基本法》有三方面的作用.第一将企业家个体的思维转化为组织的思维,将企业家个人对企业未来的前途、使命、内部等的思维真正在企业内部达成共识.第二《华为基本法》给华为带来了巨大的品牌价值.《华为基本法》出台后,成为国内外企业界竞相追捧学习的范本.第三为企业培养了一支领导团队.三年的讨论思考过程,是一个文化提炼的过程,也是培养人才的过程.但笔者认为,对《华为基本法》作用定位还不够,其实最关键最重要的一个作用是:任正非经过这三年的过程,思想上发生了一次飞跃.这个飞跃的本质是使一个私营企业老板从一个小公司的业主跨越到了大公司的企业家,这个变化非同小可.有了这次飞跃,才有后来华为大发展的结果.其实梳理《华为基本法》的过程就是任正非“脱胎换骨式”思考的全过程,最终他想清楚了华为公司的那些“企业哲学”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以及与其相关的一些重大问题,比如:公司的决策机制、接班人问题、利益分配问题等一系列制度安排问题.甚至此时《华为基本法》的最终成果已经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所以.笔者坚持认为:《华为基本法》最重要的作用是任正非自己达成了思想的飞跃,其他的都是次要的. 华为是技术驱动型企业吗?这要看从哪个层面来说:如果从一般意义上的工贸型与技术型来划分,那华为无疑是技术型企业.而从纯技术角度来看,华为确实还算不上完全靠技术推动的企业.当年联想业务某种原因走上了“贸工技”道路,如果不是那次变故,也许联想就是另一个华为.也就是说联想以前的“技工贸”道路与华为几乎是如出一辙.那时联想的拳头产品“汉卡”,就是在IC里面写了汉字编码软件,联想也是以此产品赚到了第一桶金.后来倪光南想做程控交换机的芯片,也是要做与华为类似的事,被柳传志否决了.再有一个特别情况是:华为起步后,一直以年营业额的10%-15%投入研发.这个举措在中国企业里面没有第二家,这个研发投入的强度即便是在欧美企业也算是高的.比如,2012年华为的研发投入比例是13.7%,而主要竞争对手思科是11.9%.很多欧美大企业的研发投入比例是在5%-8%之间.从这一点来看,华为属于技术型企业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可是另一方面,华为自己并不认为他们是技术驱动型企业,华为高层认为:“我们不是技术驱动的公司,在我们公司这是受批判的观点.当然,我们是有技术情结的,但纯粹一个技术驱动的公司是不能走到今天的.客观讲我们是一家客户需求驱动的公司,说我们完全没有技术情结那也是假的.我们每年维持这么高的研发投入,是因为这对于公司竞争力的提升、价值创造是有用的”.这就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华为把一切都建立在以客户为中心的基点上,包括他们的核心价值观也是把客户利益定为唯一的最高利益体,而股东与员工的利益都在其次. 从这个高度来看,“技术”只是实现客户利益最大化的手段而已.这就是华为的视角,从这点看,也是与绝大多数中国企业非常不同的.而且,华为在这个方向上还在加速跑.他们认为:为了适应市场对通信产品变化越来越快的挑战,华为还不满足于现有的技术能力,他们还要芯片级技术上下大功夫.他们认为:“华为要走向未来,那我们大量的产品应该是从芯片级开始做,不能从业界获得现成的芯片、器件,要不就自己做,要不就和供应商一起做,是用一个产业链把一个产品推出来,这样我们必须有核心能力.如果没有核心能力是做不出来的,我们如果再等到业界的器件和芯片都出来了,再做产品,那就要落后别人两年,这是历史上的做法.”这就是华为的逻辑.为了更好地响应客户的需求,他们决心从芯片级技术做起.不是为技术而技术,而是为客户而技术.理论性的研究一般都是高校或者研究机构做的.企业做的研究肯定是未来三、五年能够产品化的,能够获取商业利益的.如果说要十年才能卖出去,企业是不可能做的.至于技术做到什么深度,华为也是非常清醒的.他们认为:我们把研究分几段:一段是10年以后,一段是未来5到10年的,再一段是未来3到5年以内.10年以后的技术研究,我们企业肯定是不碰的,交给高校和研究机构做;5到10年,我们是与高校或者研究机构合作,我们投钱;未来3到5年是我们自主研究的主要方向.在这样清晰的思想指导下,华为成为了中国企业在技术上少有的领先者.截至2013年底,华为累计申请专利44168件,其中外国专利18791件,国际PCT专利14555件.累计获得专利授权36511件.这在中国企业里(不包括外企在华分支、台企在华分支)应该是一骑绝尘. 任正非说:产品好服务好价格低,是华为赢得客户,生存下去的理由.这句话被任正非喊了27年了,也已经被华为视为立身之本.特别是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时代,任正非保持着异常的清醒,他反复强调:在大机会时代,千万不要机会主义.华为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战略,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坚持自己已经明确的道路与方法,稳步的前进.这一方面是任正非性格特质里始终坚持的东西,另一方面也是他从小在艰苦环境长大培养出来的不轻易改变自己的定力.他内心的潜台词是:你们爱怎么认为都无所谓,我领导下的华为就是这个样子,就这样走下去了. 对于互联网新经济的看法与态度,可能是任正非在公司内外最有争议的一个领域.在2014年6月16日任正非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记者们的兴奋劲还没展开,就被任正非的一席话浇了一盆冷水.任正非对互联网的态度令记者们“大失所望”,甚至有些媒体认为这位伟大的企业家“已经走到了错误的边缘”.起因是这样:当时华为内部对于“进入互联网领域”的呼声很高,任正非对此非常反感,视作是浮躁、是大敌,他甚至建议所有提出“进入互联网领域”的人会被“调岗处理”.此番言论一出,在华为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内部人认为老板打击了他们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好心没得到好报;外部人更是群情激奋,认为在这个互联网极盛时代,任正非是不是有点跟不上步了?是不是不合时宜了?媒体舆论差不多一边倒地“愤怒声讨”任正非那些“不应景”的言论.其实任正非的这些言论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有一些前后故事做背景材料的.一件事是华为在《经济观察报》上发了半个版的广告,没有任何公司产品宣传,而是刊登了中科院院士李小文的大幅照片,这就是那个著名的光脚穿布鞋的院士形象.旁边注着一行大字:华为坚持什么精神?努力向李小文学习.在大机会时代,千万不要机会主义.开放,开放,再开放.广告一出业界震动.有不以为然的,有认为故弄玄虚的.笔者以为:这个广告深刻地反映了任正非针对当前浮躁社会的一种态度.他认为,看似不修边幅的院士,其实有很深的内在修为,他也为社会做了实实在在的贡献,华为就是要有这种精神,不要那些表面光鲜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的为客户提供价值的能力. 第二件事跟第一件直接相关,一位媒体作者在华为的广告上大做文章——《任正非给了谁一个大大的耳光?》,文章直指罗永浩的“锤子”和雷军的“小米”.特别是对老罗的“锤子”极尽挖苦之能事,说这个靠砸西门子冰箱、骂苹果手机成名的“造反英雄”,没有任何做实业的基础,就是为了投机圈钱,搞出什么“锤子手机”,与华为这种实干近30年的境界相比,实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位记者可能为了吸引眼球,言词是过激了一些,将华为产品与“锤子”“小米”直接相比可能也不太合适.但是华为一反常态的广告是有所指的应该是没有问题.再联系到任正非在半年中的一系列讲话,从他对“互联网经济”的态度,对“阿里”和“小米”的一些评价,不难看出他是很有自己的想法的.面对这场“口水大战”,笔者倒是倾向于站在可以理解任正非的立场上.这种理解要从任正非的价值观、潜意识、以及经营华为的一系列行为中去找答案.天蝎座的特质本来就是强调落地执行的,他实在是看不得那些浮在空中、虚无缥缈、不着边际的事.中国社会这些年已经是非常浮躁的了,加之互联网大潮的冲击,无疑是在浮躁上又加了一把大火,烧的有点没边了.我们看到: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从美国的房地产泡沫以及金融衍生品引起的,这些东西的背后本质是严重背离了实业带给社会的价值,而是以人们对资本的预期做杠杆,产生了无数虚无的泡沫,这些泡沫本身不产生实际价值,之所以被不断吹大是基于“预期”.说到底是人类的欲望在指导这场游戏.互联网经济虽然不像金融衍生品那么直观的“虚”,但有些特征是类似的.比如,它带给社会的实际价值往往被过分“夸大”了,其实也是建立在人们的“预期”上面;互联网企业的做法一般都是以“低价”甚至“免费”起步,迅速占领市场,为了维持初期的运营,就得“烧钱”,然后就比谁的“故事”好听,能圈到更多的钱,谁就能挺下去,最后主要靠广告来赢利.这个套路与任正非的价值观显然是格格不入的,甚至可以说是他看不起的.不但对老罗的“锤子”他不屑一顾,甚至对雷军的“小米”他也是不以为然的.他不太相信没有长期的技术积累,供应链的磨合,生产环节的把控,一个可持续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能打造出来.理解了任正非的这些“情结”,再看那个广告以及他的一系列言论,应该不会觉得他很另类,那么远离时代吧. 任正非也是人,还是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走过来的人,一定是带着那个时代的背景来的,也一定有他的性格与脾气.甚至他很多时候是孤独的.他自己说过:“我个人与任何政府官员没有任何私交关系,没有密切的工作伙伴;与中国任何企业家我没有往来,除了联想的柳传志、万科的王石,在20年中有过两次交往外;也没有与任何媒体任何记者有交往.我个人的私人生活很痛苦,非常寂寞,找不到人一起玩.和基层员工离得更远一些,为了公司能够平衡,我得忍受这种寂寞,忍受这种孤独”.听到任总的心声,笔者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只想说:我们应该更多地理解任正非,理解这位伟大的企业家,感谢他给我们中国人创造了一个令世界瞩目的企业.与这些亮点相比,即便他有些人之常情的不足,那又算什么呢!(完)